國內濫用心臟支架現象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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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跡象表明,2013年開始,一直處於醫藥價格高點的高值醫用耗材價格開始被攪動-這些以心臟支架、心臟起搏器、血管介入和骨科植入等爲代表的醫用醫療器械產品,由於技術複雜、科技先進,且具有專利保護,在市場上也享有優待的定價權,獲利豐厚。
但隨着外科手術的增加和患者需求的上升,圍繞高值醫用耗材的價格越來越引發爭議。
8月中旬,擁有全國最多優質醫療資源的北京市宣佈,啓動爲期3個月的專項檢查,以“規範大型設備和高值耗材的使用”,減少“醫療機構靠"開大檢查"牟利的情況”。
而對行業而言,更嚴肅的問題在於,這一專項檢查並非孤立存在的個案-在今年初衛生部等六部門發佈的《高值醫用耗材集中採購工作規範(試行)》(下稱《規範》)中明確規定,包括血管介入、骨科植入、心臟起搏器等高值醫用耗材必須全部集中採購,降低價格。
推出的“天價”
“醞釀了6年,幾輪試點,終於把高值醫用耗材放進集中採購了。”昨日,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接近衛生部的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2006年國家就曾經限制過部分高值醫用耗材的價格,但“這一塊是醫院收入的一大塊,動哪兒都難,背後利益博弈太激烈了”。
早在2004年8月,北京等8省市三級醫療機構就曾對心臟介入類耗材、人工關節、心臟起搏器等3類高值醫用耗材集中採購開展試點工作。由於降價效果顯著,這一試點在2008~2009年,在8省市試點工作的基礎上,衛生部國際合作與交流中心還受託開展了兩輪全國部分重點高值醫用耗材品種的集中採購工作。並於2010年進行了新產品的增補工作。
在《規範》出臺之前,已有四川、寧夏、江蘇、湖北、浙江等省(區、市)結合本地實際,開展了以省爲單位的部分高值醫用耗材集中採購工作。
也因此,在2006年的部分產品價格限制和2008年個別省份集中招標採購試點後,2013年最終推出的《規範》,被認爲直接瞄向了高值醫用耗材價格的靶心。
以冠心病手術直接相關的心臟支架爲例,2011年我國心臟介入手術40.8萬例,以每臺心臟介入手術平均使用支架1.6個計算,當年中國介入支架使用總量超過65萬個。
“我國濫用心臟支架問題已相當嚴重,不少患者一次性就被放入3個以上,有的甚至被放入十幾個。”全國心臟病專家胡大一在第14次全國心血管病學術會議上公開表示,從臨牀上看,12%的患者被過度治療了,38%的支架屬於可放可不放-心臟支架之所以被濫用,和醫生的積極舉薦有直接關係。
從最直觀的價格來看,一個出廠價3000元的心臟支架,賣到醫院的價格爲11500元,醫院售給患者翻倍至2.7萬元;而同類的進口支架,以相同作價比例計算,到岸價6000元,到醫院推至23000元,醫院售出則在38000元上下。
“手術中醫生每用掉一個支架,經銷商提成1500元;而經銷商銷售額的20%會返給醫院,這筆費用每年至少在幾百萬元。”前述人士告訴記者,“國產器械公司和進口公司都是這麼運作,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不過進口器械的基礎價更高,同樣比例翻倍後差價就特別明顯。”
根據公開數據,目前我國醫療器械市場上外資產品整體佔據70%,在技術含量較高的高值醫用耗材和高端大型影像設備上,這一比例甚至佔到80%。
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協會外科植入物專業委員會名譽理事長姚志修曾公開表示:“在目前上海的骨科植入物和心臟科植入物領域,跨國公司產品佔據了絕大多數份額,價格也比本土企業貴50%左右。”
“我們在給醫院的競價單中,一般會留出最高到45%的醫院和醫生回扣,”昨日,某國際醫療器械公司原在華代理商告訴記者,“大家都是這麼做的,而且國際大品牌的產品確實技術好、產品質量有保證,醫院也覺得進貨的時候好交代。”
前述接近衛生部的人士向記者表示,儘管利益博弈激烈,但國家此次針對高值醫用耗材出臺《規範》,目的就是要減少流通中的“黑金”環節,由於已經先期與廠家進行過多次溝通,大多數公司已經開始調整其經銷模式,轉而關注以省級爲平臺的招標採購。
“但就像在各省藥品招標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一樣,器械招標採購權利的下放,究竟是不是能夠收到既定的效果,現在下結論還太早了。”上述人士說。
抽底“深水區”
國家統計局的樣本企業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醫療器械產值爲1896億元,實際上我國醫療器械企業的數量遠超統計局的樣本數量,因此2010年我國醫療器械總產值在3000億元以上。據保守估計,到“十二五”末期我國醫療器械產值將達到5000億元。
隨着行業競爭的白熱化,此前的購銷模式已被扭曲,市場上也出現了一些不規範的操作行爲。採購環節多,進而造成耗材的整體價格水平長期居高不下,其佔醫療總費用的比重也越來越高,流通差價率懸殊。
官方曾公開承認,“2004年以前,各地高值醫用耗材採購存在着集中度低、採購價格高、地區間價差大、企業負擔重、購銷中不正之風時有發生、中介代理機構行爲不規範等問題。”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蔡天智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進口醫療器械要真正降價,必須降低市場營銷費用。在他看來,中間環節或明或暗的加價已是導致部分高值醫療器材價格偏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直關注該領域的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秋霖則公開撰文稱:“高值醫用耗材集中招標的根本目的是降低高值醫用耗材費用,從而降低總的醫藥費用。如果"以藥補醫"機制不能破除,那麼這一目標仍然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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